更新时间：2024-08-21 15:22
武藤章（武藤章/むとうあきら、Muto Akira；1892年12月15日－1948年12月23日） 日本陆军中将，侵华日军甲级战犯，熊本县人。1920年从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后留学德国。回国后任职于参谋本部。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任日本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同年11月，成为松井石根司令官的幕僚，参与南京大屠杀，1938年7月，改任日军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同年累升至少将。1939年回国，出任陆军省军务局长，成为日本积极推行扩张主义政策的主谋之一。1941年晋级中将。翌年任日军第二近卫师团长，指挥日军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北部作战。1944年10月改任日本菲律宾方面军参谋长。日本投降后被列为甲级战犯，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绞刑，1948年12月在日本巢鸭监狱执行。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挑起事端，与当地的中国驻军发生冲突，日军参谋本部接到报告后，在后续的具体对策上出现了严重分歧。唯恐天下不乱的武藤章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时任关东军参谋部第二课课长的河边虎四郎大佐说：“愉快的事情发生了！”7月8日，即事变后的第二天，就将连夜拟订好的报告《处理时局纲要》，送到参谋本部。9日，他又指导作战课拟订了《处理华北时局要领》，该要领充分体现了他主张扩大侵华的强硬态度，他宣称要“增加中国驻屯军必要的兵力，将与我国敌对的中国军队驱逐出平津方面”，而且建议“必要时亦可以向山东方面出兵”，竭力推动进一步扩大侵华战争。时任参谋本部第1部部长、号称日本第一兵学家的石原莞尔认为日本的主要假想敌是苏联，此时对华发动全面战争时机尚不成熟，如果贸然使战争扩大化，恐对日本今后经略亚洲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他主张应尽可能首先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好为日后在适当时机侵占中国预留回旋空间。即使是谈判破裂，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出兵时，也应将作战范围严格限定于华北地区，不可向青岛、上海方面发展。对于顶头上司石原莞尔的这一意见，武藤章表示坚决反对。他认为，必须在中国完成战备之前给他以致命一击。一时间，双方争执不下，石原莞尔与武藤章之间的关系后来竟然发展成为“有我没你、有你没我”的地步。石原与武藤的这场冲突事实上绝非偶然。武藤章性格乖戾，是个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者，在参谋本部的口碑素来不好。作为武藤章的顶头上司，石原莞尔对此自然也是早有耳闻。因此，对于武藤如此无视他的权威，石原是断断不可能原谅的。最后武藤章冒出一句“我们现在就是学石原先辈在满洲的做法，有什么不对。”把石原给堵了回去。 由于参谋本部内部不可能达成一致意见，当时的近卫文麿内阁便采取了一种平衡政策。首先，尊重石原派的意见，派出代表与中国地方当局进行谈判，然而，前线的形势却在军部好战派的推波助澜之下，不断紧张和白热化。首相近卫文不得不觐见天皇，召开紧急内阁会议，商讨是否出兵。7月11日，内阁通过了向中国增派5个师团兵力的决定，战局进一步扩大，实际上， 形势是越来越向武藤章所期待的方向发展了。为了适应战场形势的发展，武藤章指导制定了《在华北行使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要》，确定了进一步扩大侵略的具体计划——首先，击败平津地区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 然后攻打国民党中央军主力，以摧毁国民党中央政权为目标，最终“通过全面的战争从根本 上彻底解决中日间的问题”。这份《指导纲要》很快于7月17日在参谋本部获得通过，并向侵华日军颁布。这一行动反映出好战派逐步占了上风，而武藤章不遗余力地参与和出谋划策，推动了这场战争的愈演愈烈，得到参谋本部的赏识，总参谋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破例让其赴皇宫晋谒昭和天皇。登陆上海
武藤章不仅提出扩大侵华战争的主张，而且身体力行，成为扩大侵华战争的先锋。八一三事变后中国军队进攻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开辟了第二个战场。日将松井石根率5个师团赴援，和70万中国军队形成顶牛，武藤章提出组建新的兵团，在海州登陆，攻占徐州的方案，被接替石原莞尔担任作战部长的下村定少将否决，下村定提出应该集中兵力于上海击破中国军队主力成为日军主流共识，武藤章因此修改计划准备杭州湾登陆，为此，武藤章立即亲飞日本华北方面军驻地，和寺内寿一大将商谈抽调其一个半师团的兵力，连同国内紧急调遣的两个师团，编成了由三个半师团组成的第10军。经日本陆军中央决定，新编第10军在登陆前由参谋本部直接指挥，待登陆成功后，则与上海派遣军合编为华中方面军，由原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任司令官，同时任命时任参谋本部第3部部长的冢田攻少将为华中方面军参谋长，武藤章则为副参谋长。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登陆的日期预定在11月5日。按照预先的计划，一旦第10军登陆成功，日军即立刻颁布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的成立命令，因此，武藤章便赶在这一天之前与第10军在舟山群岛会合。11月5日这天清晨，杭州湾大雾弥漫，日军以此为掩护开始登陆。武藤章与第10军司令官柳川平助在停泊于杭州湾外海的军舰上心急如焚地等待消息。当东边的太阳终于从云端露出脸的时候，登陆得手的战报终于传来，武藤旋即乘飞机赶往上海，与松井石根会面。是日，华中方面军司令部宣布成立。日军在杭州湾登陆成功后，迅速向上海方向进击。遭受前后夹击的中国军队面对日军穷凶极恶的狂轰滥炸，被迫全线撤退。
按照日军陆军中央预先拟定的作战计划，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任务是“协同海军作战，以挫败敌之战争意志、迅速结束战局为目的，扫灭上海附近之敌”，因此，将其作战地域限制线划定为“苏州与嘉兴连接线以东”地区。武藤章对此深感不满，他认为日军应该趁中国军队全线溃退、立足未稳之机，穷追不舍，以尽快结束华东战局。
对于日军大本营来说，最感头痛的是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在作战编组上只是考虑了适应上海周边的有限作战，部队的机动能力明显不足，如长途奔袭400公里进击南京，须增编后勤补给与运输部队，保证作战部队能够充分发挥作战效能，确保南京攻略战一举成功。武藤闻知后，对大本营的看法十分不满，认为：“如果坐等国内的动员部队集结后再发起进攻，则战机尽失。现在立即发起对南京的攻势，以华中方面军目前的兵力总能设法攻克之。倘若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反而会增加攻克南京的难度。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蒙受严重损失的上海派遣军大致已恢复元气，而新锐的第10军正保持着势如破竹之势。”为此，他命令手下参谋立即发电给大本营，积极请求允许立即发动对南京的进攻。在此情况下，日军大本营于1937年12月1日以天皇诏书的名义向华中方面军司令官下达了“协同海军攻占敌国首都南京”的命令，时任参谋本部副参谋长的多田骏于次日亲抵上海督战。拿到了“尚方宝剑”的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开始争先恐后地向南京开进。经过十余天的激战，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1937年12月17日，华中方面军为庆祝日军占领南京，在一片血泊中举行入城式，武藤章紧跟在骑马的松井石根后面检阅列于两旁的侵略部队。当时武藤章以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的身份，负责日军在南京地区的宿营安排。武藤章宣布南京城外宿营地不足，日军官兵可以在南京市内随意选择宿营地。这一声令下，犹如打开了野兽的牢笼，日军冲向南京城内的大街小巷，看到男人就杀，看到女人就强奸，看到财物就抢夺，导致了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惨案。
在陆军省军务局长这一位置上，他一干就是两年多的时间。深得畑俊六和东条英机等在任陆军大臣的赏识，应该说武藤章现在开始有点头脑了。在中国大陆的失败，已经使他从狂热派变成了冷静派了。1941年6月8日，大岛浩从柏林发来电报，说是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那里得来的情报，德国肯定进攻苏联，希望陆军也跟着一起捡洋捞去。 武藤章找了几个人在一家料亭碰了个头，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既然中国喊的抗日口号是“土地广大，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所以只要坚持下去，抗日必定胜利。那么苏联在这三条上不比中国差，只会比中国更好，所以希特勒在苏联讨不了好去。日本还是不要跟希特勒一起掺和。他也不愿意南下去惹英美，后来他在办公室还和主张南下的作战部长田中新一打了起来，演了一出全武行，把边上看的小参谋们吓得心惊胆战。日本对美宣战后，他才被调离陆军中央部门，于1942年4月被任命为驻扎在苏门答腊的近卫师团师团长。在突破苏门答腊的荷军防线时，该师团奉参谋总长杉山元的指使驻苏门答腊日军屠杀了25万荷军俘虏和当地的印尼平民。1944年调任驻菲律宾的第14方面军参谋长，重新与山下奉文凑到了一起，对抗麦克阿瑟的登陆战。期间放纵日军进行了马尼拉大屠杀，此次屠杀共有美菲军民16万多人遇难。
随着日本侵略军在中华大地上的肆虐，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日军逐渐陷入“持久 战”的泥潭之中。进入1938年，大本营对在华日军重新进行了部署。7月上旬，武藤章转任华北方 面军副参谋长，时任方面军司令官的是寺内寿一大将，而参谋长则是山下奉文中将。华北方面军是日寇侵入并控制华北的重要军事力量，所属军队部署范围相当大，包括：第一军控制山西省，司令部驻于太原；第十二军控制着山东省，司令部驻于济南；华北方面司令官则直接控制河北省。为了加大对华北及其外围地区的控制，日军大本营从察哈尔到内蒙古另外配置了蒙疆军，虽然该部仅有作战指挥权，军政与华北方面军分开，直接接受东京的指挥，但实际上增强了华北方面军的侧翼力量，使其更加有恃无恐。
1938年，华北方面军的作战重点开始转向针对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活动，进行的所谓的“治安”战。武藤章当上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后，参与指挥了当年秋季对晋察冀边区的围攻作战，以及冬季至第二年春季对冀中地区的五次围攻作战等。10月，武藤章凭其侵略“功勋”被晋升为少将。1939年初夏，日军在华北多次“扫荡”，但收效甚微，仍不能完全控制华北地区。参谋长山下奉文据情报分析认为，天津租界是抗日分子的重要根据地和军需供应来源，要“强化华北治安”，必须先控制天津租界。当时天津有英、法、意和日本4国租界，其中主要是英、法租界，按照租界条例，受日军控制的政权力量或日寇自己的军事力量都无权干涉其他租界内部事务。虽然英、法对日寇侵华采取绥靖态度，但本身也不希望日本独占中国，因而暗中支持和保护中国抗日力量，这使日寇怒不可遏。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和驻天津负责维持治安的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本间雅晴中将再三与英、法租界当局交涉无果。1939年6月，日军为了向租界当局施加压力，干脆封锁了英、法租界。日、英两国于7月上旬在东京举行日英谈判，以解决封锁租界的问题，武藤章以驻军代表身份参加了谈判。英国想息事宁人，而接受了日方条件，双方缔结了《有田克琪协定》。
同年9月，参谋长山下奉文被任命为第四师团师团长调往满洲，不久，武藤章也于10月离开华北，转任陆军省军务局长。自1937年11月赴华至1939年10月回国，武藤章在中国战场整整忙碌了两年，然而事实上却“一无建树”，他猖狂叫嚣的“一击论”、“速胜论”被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所彻底打破。武藤章直到这时才意识到要“重新认识中国人”，而不得不感叹“我在华中、华北两年间见到的中国人，全部带有同样的抗日、排日色彩，确实值得惊奇，这种抗日思想是全民族的”。强调这是“中国的收回国权，收复失地的民族运动和日本的大陆发展政策的冲突”，“实际上应该看作大和民族与中华民族的民族抗争”。对于日本的失败，他则是“深切感到日本在政治和外交方面是多么贫乏无力”。1939年他又升任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
在战后国际军事法庭上，公诉人以确凿证据提出：在“武藤章被任命为日本驻北苏门答腊帝国近卫军司令官”之后，“凡是由其军队占领的地区，就都有最残酷的暴行发生，武藤章对此负有责任。战俘和被拘禁人员遭受的是饥饿、有病有伤不予医治、刑讯拷打和任意杀戮，而对待平民百姓则采取灭绝政策。”尽管武藤章仍为自己的罪行百般辩护，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依然认定：“他在菲律宾任参谋长期间，日本军队正在对平民搞大批杀害、刑讯和其他暴行活动，对待战俘和被拘禁人员则是用饥饿、刑讯折磨他们，或把他们杀掉。武藤章对此等令人发指的违反战争法规的行为负有责任。”
上述事实表明，武藤章自参加日本军队之后，一直为日本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并积极鼓吹扩大侵华战争，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1948年11月4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武藤章为甲级战犯，宣判处对其处以绞刑。武藤章是死有余辜，但判他死罪这还全拜托田中隆吉在对美开战问题上颠倒黑白的证词，把自己的责任人推给了武藤章的缘故（见田中隆吉词条）。12月21日，武藤章接到了两天后执行死刑的通知。彻底绝望的武藤章回到牢房后 ，写了一首绝命俳句：霜夜时，横下铁心，出门去。尘世间，妻儿固可恋；壮士豪杰，岂可苟且偷生。写完后，武藤章将这首诗交给了教诲师花山信胜博士。从这首诗中，看不出武藤章对发动战争的反思悔过，反而是一副“壮士”赴刑场的“杀身取义”的模样，可见他仍是不思悔改的顽固态度。1948年12月23日零点，武藤章被送上绞刑架，在绞架前他仍然和另外三人大喊：“天皇陛下万万岁！”零点10分，这个顽固的法西斯侵略战犯终于得到应有的下场，卒年56岁。